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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边三角形：股东、员工、客户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而集中地体现企业利益和意志的，是职业经理人阶层。
职业经理人不同于过去的企业干部。企业干部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尽管道义要求是体现对上级负责和对企业及员工负责的一致性，然而实际上企业干部主要是对计划负责，对上级负责，相应地，干部们的级别、薪酬，都具有行政性质，与企业经营的实际缺乏紧密的联系。职业经理人则不同。他们面对着企业的股东、员工，面对着市场。他们要组织员工以实现企业的高效率运营，以满足投资者的投资赢利最大化的要求，满足员工提高收入的要求，而企业的产品则须不断创新，满足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们面对着一个股东、员工、客户的“三角形”。企业的经营空间或运行空间，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一边是股东，一边是员工，一边是客户即市场。
作为职业经理人，他要很好地处理这三边关系，让它们达到长度相等，即组成为“等边三角形”的时候，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即企业的利益，才能够最大，而这样的话，他自己也才能够得到较大的利益。
不过，企业的运行环境，以及对于职业经理人的要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不一样的。
在欧美社会，基本上已经是企业主、工会、政府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但具体情况也不太一样。
首先看劳资关系。在美国，工人通过集体谈判的权利的确立而可以与资本相抗衡，但美国左翼政党力量相对弱小，工会往往仍以传统方式活动，提高工资为主要要求，主要手段则是罢工。但也有变化。例如2002年9月发生的西部港口“封港”事件，就有其特点。资方要做生意，在生意中赢利，它要采用先进的货物处理和装卸技术，同时，也利用这种变化对工会施加压力，以控制新工作机会和裁员，迫使工会就范。码头工会当然维护工人的权利，它不仅要求提高待遇，而且要求由它来控制和分配采用新技术带来的新工作机会。它的手段仍为怠工和罢工，在合同续签之际也照例使用了这种手段。资方难以容忍工会的怠工，于是先是警告性封港，然后正式封港。小布什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封港”打击经济复苏，但又顾虑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不愿意得罪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如此两面为难，拖到“封港”一周多以后，才要求联邦法院依法干预。相对地，欧洲国家左翼政党相对强大，工会组织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也有较大进展，同时，“福利国家”制度在欧洲也较为深入。
在股东利益方面，欧美经济中股票投资市场较为发达，由此而造成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股权已相当分散，一是股权又相对集中起来，而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就成为公司治理的课题。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影响下，企业运营管理成为一门专业，而随着股权逐渐分散，所谓“管理革命”应运而生，出现了权力向具有专业技能的高层管理人员转移的趋势，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创造出一种难以驾驭的企业组织结构。
在股权分散的同时，其对立的趋势也逐渐地发展，即股票又相对地集中起来，大量的股票集中在诸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大型中介机构手里，成为机构投资者而制约企业管理层。然而，在这种制约方面，美国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
在欧洲和日本，企业经理层与中介机构分享权力，分散的股东可以通过中介机构多元化地投资，而中介机构也可以通过与经理层共同参与公司治理而实现其职能的专业化。这样，企业管理层与中介机构之间存在着监督、制衡和责任的关系，任何机构或个人，即使是首席执行官（CEO），也不能完全控制企业。而在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权力则集中在经理人员尤其是CEO手里，表现着美国企业的更为强烈的独立性。此外，银行通过持股而制约企业，在欧洲和日本都很常见，在美国则有法律方面的问题，美国人习惯于只是把银行家视为贷款人，银行的力量在于信贷配置而非股票控制。近年来，作为股东和中介机构对经理层控制企业权力的反应，美国出现对“投资商资本主义”的关注，表明了他们对企业董事会加强控制力的要求。不过，美国企业丑闻的大量出现，仍然暴露出董事会控制不力的弱点，而本应独立审计的会计事务所也因为“利益冲突”（独立审计与招揽咨询业务）而爆出做假帐的丑闻。美国的对策是加强立法和监管，惩罚腐败的管理人员，尚未出现加强中介机构制衡的迹象。
股权分散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趋势，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欧洲更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欧洲企业与中介机构有制衡关系，而且在社会党－工会以及投资机构的多重制约下，往往显示出更多地照顾员工利益、解决就业的倾向，这往往被美国企业视为传统或保守，企业自由度较低，在竞争力方面有一定的劣势，然而，它们显示着欧洲的文化特点。
这样，在欧美社会，职业经理人阶层作为资本的雇员，以持有股份（主要是期权）而与资本有较密切的联系，他们面对的资本既有分散的趋势，也表现出相对集中的趋势，同时，他们作为企业资本的实际支配者，也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这是工业化社会里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博弈关系。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干部阶层在向企业家转变，民营企业家则多处于创业者的阶段，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成长，还只是在初期阶段。
二、知识经济与企业利益结构变化
1990年代以来，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知识经济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知识经济的本质在于，知识开始取代工业资产的支配地位，进而开始动摇资本本身的支配地位。当变化开始出现的时候，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它针对的是那些具有创办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等专业技能以及专业技术的企业家和白领阶层。这意味着，这一部分拥有特殊技能的雇员，他们的劳动力直接地具有了某种“资本”的身份。他们的特殊技能，是与企业创新和运行密切相关的各种知识（或经验），体现为知识对企业的支配力量。
在知识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企业的那个“等边三角形”依然存在，不同的是，在股东这条边，除了投入资本的人以外，还加入了投入知识的人，而且投入知识的人比投入资本的人占的股份还大。比如雅虎，投资人投入一亿多美元，只占到30％的股份，而干活的那些知识分子，即投入知识的人们，占到了70％的股份。慧聪公司也是这样，美国IDG集团三次投资一共投入1000多万美元，至今只占到一小部分股份，投入知识和管理技能的人占了大部分。这表明，知识资本化使得股东的结构从单一资本投资人变成了资本投资人和知识投资人共同结合而形成的股东结构，特别是，知识投资人占的股份在高技术企业里占有较大的股份比例。同时，员工这条边也在发生变化，相当一批骨干员工对企业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掌握知识和管理技能的员工，也逐渐地具有员工和股东的双重身份。
在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环境中，知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股东结构的变化，即人力资本的地位得到承认，职业经理人和部分骨干员工成为股东，他们代表着支配企业命运的知识的支配力量。由于这种变化，股东和员工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在发生变化。工业化社会中，员工拿的工资增多，股东的利润就减少，而压低员工的工资，股东的份额就增大。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要更多地体现股东的利益，就要控制员工利益，形成为工业化社会内部最基本的劳资矛盾。但是现实在发生变化，在大多数股东同时也是职业经理人及骨干员工的企业，他们参与利润分配，使得利润分配的封闭性有所打破，范围有所扩大，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
这样，随着知识经济发展，股东经构发生变化，原先的股东与员工之间矛盾状况，由于利润分配的变化而出现了某种缓解。人力资本出现，意味着资本结构的变化，由此而导致利润分配结构也发生变化。实际上，所有的股东都明白，而一部分持股的员工也逐渐明白，他们靠年薪或工资的增加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富人，他们企盼的是资本增长，通过资本增值以及利润分红来更大地体现自己的利益。
同时，股票市场的发展，实际上也成为资本增值的一个重要途径。股市目前已经是重要的资本市场，投资者越来越多地通过股市来实现自己资本配置的变化，因而使得企业上市以及企业股价成为企业资本增值的重要指标，而维持企业股价的水平并使之上扬，也就成为企业管理层的重要业绩目标。许多职业经理人在促使企业股价上扬的同时，也通过套现而增加自己的财富，而相当多的精明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则情愿短期内降低自己的工资更好地体现企业利润，使自己能够从资本市场上得到比自己工资利益大五倍、十倍，甚至更高的收入。
在这种利益结构下，工业化社会实际上因为知识经济的出现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化社会里，只有投入资金的人才会成为股东和老板，而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投入知识和管理技能的人也能进入股东行列，成为老板。在工业化社会里，企业的老板是少数人，而在知识型企业中，它的老板和股东的范围在扩大。在工业化社会里，一般地只有企业主和投资者才具有股东身份，他们的收益才与利润和资本升值相联系，而在知识经济的企业中，就有相当一批的职业经理人和骨干员工，具有了股东和员工的双重身份，当他们的股东收益超过其雇员的年薪收益时，从收益上讲，他们也变成了老板。
所以，在知识经济的企业中，老板的范围扩大了，人数大量增长。相当一部分员工在进入企业、拿到他的创业股时，他就开始明白，只有在资本收入扩大，他才能够真正得到合理的收入。在知识型企业很少爆发劳资矛盾或大规模的罢工，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从根本上讲，人力资本的介入和运行改变了劳资关系，这些企业的员工利益和股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出现重合。相当部分员工自愿放弃部分近期工资利益而将致富之心寄于资本增值。
再回到“等边三角形”上来。在工业化社会里，职业经理人处于企业主和员工之间，他或者有意无意地代表员工的利益，或者完全站在资本的一边。这样，他可以致力于把员工利益这条边做大，也可以尽量地把资本的那条边做大，但是，无限制地把员工的边做大，会影响企业利润，最后实际上还是会影响员工，极端的情况就是企业倒闭，而如果单纯地把资本的那条边做大，也不符合企业的运行规则，因为那样会激化劳资矛盾。
企业的利益结构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在知识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需要重新定位，不是把自己单纯地放在员工、资本或客户的任何一边，而是把自己放在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中心位置，同时兼顾员工、股东和客户的利益。也可以说，以雇员的身份取得了股东的地位，在“两条边”上都有其位置，而他们的知识又依据于市场，这样，三方面或三条边的“合力”，就把职业经理人推到这个“三角形”中心的位置。
我们知道，置身于这个“等边三角形”中间的，应该是企业家的位置。在一般企业里，一般只有很少几个精英能够比较有意识地处在中间地位，同时关照员工、股东和客户的利益。但不同的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使老板和股东的数量大大增加，一个企业不是拥有几个老板和几个股东，而是拥有一批老板和一批股东，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本身又是雇员，是企业经理人，是骨干员工。这样，很显然，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职业经理人和拿到股息收入的老板的双重身份正在很快地融合到一起，使知识经济的企业产生了激励具有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双重身份的人们为企业效力的这样一种制度，他们的位置应该是企业家，但现在是作为一个企业家集团或企业家组织。
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工作，在这个“等边三角形”的居中位置上踏实工作，能够限制、约束自己的短期利益，并且照顾到股东、员工与市场三方利益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比如思科的CEO，他只拿一块钱的工资，他的股本收入是最大的，据说上亿。
三、职业经理人如何对待自己？
往往看到一些职业经理人，总是尽量把自己的工资做高，使自己的利益增大。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一个职业经理人把自己的工资做得最大为发展方向时，其实他是最危险的：他可能失去资本对他的信任，一旦公司裁员，这些人将首当其冲。
还有很多职业经理人，往往只是对自己的工资收入最感兴趣，而对自己的投资收益不感兴趣。在股票市场不发达，特别是民营企业很少成为上市企业的环境中，这不奇怪。然而在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你要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真正富有的职业经理人，你就不但要拥工资收入，更要拥有股权收入。股权收入一定是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如一、长期奋斗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人如果不能拿到股权收入，只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将是一个中下层的中产阶级成员，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职业经理人在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的时候，其实应该把兼有股东身份的职业经理人的发展目标，作为知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未来的职业经理人一定应该这样去设计自己的劳动生涯：既要工资收入，又要股权收入。股权收入如果能实现，他们就从殷实的中产阶级成员，成为小康社会的中坚分子。即使实现不了，也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就象考大学，不是所有的人上完高中都可以考上大学，但上高中的人肯定都朝着考大学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有这样的目标，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就会起变化，他不是强制性地把自己这个边做大，而是要关照到整个企业的发展。
资本市场有涨落，有波动。当资本市场好转、繁荣时，一个好的经理人，这时他的股权和资本收益一般会超过他的工资收入。从管理学的定义角度，如果一个人的股息和股权收益已大大超过工资收入时，从收入的角度讲，他就是老板，而非一般打工的雇员。
不过也应该看到，如果股东收益给你带来100万，员工收入给你带来50万时，你更关照的肯定是100万的投资收益，但是，没有50万的那条“边”，你会饿死。
在那个“等边三角形”中，一般职业经理人会把员工这个边做大，而好的职业经理人，如许多CEO，他们会更多地照顾股东利益。其实，不兼顾股东、员工两条边，只把其中任何一条边加大，对职业经理人来说都是有损害的。
职业经理人的位置应该在“等边三角形”的中心，他应该同时关照几个方面，与企业家的位置是重合的。企业家，就是既有股权又有管理权的人，如果只有管理权没有股权，是打工的雇员，而只有股权没有管理权，他叫老板或股东。
员工的收入是“活命钱”，股东收益是“发财钱”，是生存与致富的关系。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完全站在资本的立场上为资本说话，或为资本打工，其利益要资本化，但不会完全地资本化，因为他跨在资本、员工的两条边上，渗透在这两条边之中。
当这两条边完全重合时，就变成了家庭作坊。例如个体户和联产承包的农民，他们不会关心他的工资和利润各有多高，因为他的工资和利润都是在一起的，他的所有收入就是他的工资或者就是他的利润。当这两条边完全重合时，效率往往最高，但是在规模经济中又不可能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职业经理人要顺应企业利益结构的变化，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等边三角形”的中心位置，使自己的利益体现在企业业绩的增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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