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本市旅游市场管理无序、政府调控无方而导致酒店林立,恶性竞争使得各企业营业额及利润剧减。A总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进军餐饮业。
本来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投资其他的领域,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来看是一件十分好的抉择,但在没有考察本市饮食业市场和对客源情况充分调研的情况下,A总便个人决定装修风格、菜系和含义不清的店名。公司的其他人员唯有按指令行事的份儿,我自恃一心为公,也过份天真地提出不同意见,没想到从此在他心中留下阴影。自此后,该酒楼凡有牵涉到管理方面的事情,我只要提出看法,他皆认为我一直对此抱有成见。让人哭笑不得,只好撒手不再理会这桩事(A总甚至到了在大会上严令不许任何人谈该酒楼的问题的地步)。
现在,该酒楼几经改建装修,菜系一变再变,投资一再追加(已达三百余万元,不过就是酒楼名称未改—因为那是A总自己定的),开业一年来直至今天,仍然月月亏损。
我至今不太明白A总的变化出自何方,在后期为何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
我曾经当他的面提到过“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个典故,跟他分析过为什么公司里没有人对他的决议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由来。大意是:从人性上来讲,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逢迎上意”的态度,是因为打工者都比较被动,不愿因个人想法与上意不同,而去据理力争,以免未谋其利,先受其害。二是基于“拍马屁”的政治哲学。三是一般人不愿意改变现状,不愿因为个人而有开创性的想法,让自己承担可能风险。
在A总这一方面,我后来总结为(这点我倒没跟A总谈及过):因为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他的员工,长期以来全部都顺从他的意愿,而造成“万民拥戴”的心理错觉,以致无法发觉经营上的问题。在这些因素不断恶性循环下,终于形成一种所谓“一言堂”的惯例。我的到来,只不过就象久痛之人有一天碰到个游方郎中,时间和精力所限而只开了一方止痛剂,暂时抑制住了痛苦,不痛时你郎中说什么都是对的,而你要他改变生活习惯,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韩非子在“主道篇”、“二柄篇”说道:“君,见其意,臣将自表”。“支好,去恶,群臣见素。”即清楚地说出臣下知道君主的欲望,就会掩饰自己,全力迎合。因此,君主不能表现自己的好恶,则群臣就不知该怎样逢迎。
我一直把这两句话记在工作日记上,想拿去给A总看,最终还是没有拿出来。
事实上,也许是我的心理感觉吧,从酒楼一事及当面分析过“典故”以后,A总就已渐渐不再主动找我商讨有关问题,而有着一副驴脾气的我,也只是做好份内的工作就行了。
现在我想,可能就从那时起,那盛满牛奶的桶,已被我拎到了阴沟边,因为从时下流行的商数测算来看,我的情商、逆商并不是那么高的。
真正使我痛下决心的是我验证了A总的多疑以后。
事情的诱因还是因为那间新开的酒楼:当时是因为成本核算的问题,在公司例会上,财务部门指出该酒楼亏损的原因种种,并提出降低成本控制消耗的方法。没想到这竟然使A总大为不满。他说:餐饮部目前的做法是出于公司发展的角度考虑的,财务部门不要只想着本部门的利益。
一言既出,我再也按捺不住(当时也没想到给他留什么面子):这是什么逻辑?一般一个公司的财务最能代表公司的整体利益,你这样说岂不是本末倒置?记不得是哪位副总打了圆场,会议不欢而散。
仔细思考,此时的A总虽然并没有怀疑我本职工作方面的事,但他却因为酒楼一事有了成见,处处疑心我跟他结梁,跟他唱对台戏而要他好看。在他眼里,我反而成了斤斤计较之人。
后来冷静分析A总多疑的由来,长期的个人经商,已形成了他周围是不可依靠与不可信赖的心理定势,这种情绪长期埋藏在潜意识中,而后又经历自己无意识的证验,以致形成多疑与不信任人的个性特点。再加上生意场中的尔虞我诈、认为人与人都是相互利用,所以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免自己上当受骗,也可能是过分敏感和自卑,对他人缺乏一种起码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常常从别人不经意的一些表情、动作、语言,主观推测一些让自己担忧的信息出来,从而产生出多疑的习惯性心理。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在T公司已经很难再发挥自己的专长了。
在最后一次财务例会上我谈了工作情况后,向大家宣布我的辞职决定。会后即将打印好的辞职报告递交A总。
我跟他说了最后一番话:小时候上政治经济学的课,老师讲到“剩余价值”的理论,当时的我虽然还没喝过牛奶,但始终不明白资本家为什么要将想象中那么好的东西倒进阴沟里,后来才清楚这么做是怕牛奶的价值会贬低。我既然已在T公司发挥不了自己的能力,我便不再混你这份工资。哪怕是回家闲着,我这桶牛奶此时也决定要倒在阴沟里了,从我内心来讲,对得起T公司,对得起A总你所付的这份薪水,这就足够了。